中国近代的几次废除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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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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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民间就有“尽信医不如无医  ”的说法,其实也就是对当时中医的不尽人意的抗议。

       鸦片战争后,随着现代医学和科学思想的传入中国,和中国面对“东亚病夫”的帽子,面对着瘟疫、天花、疟疾、痨病等疾病的肆虐,面对着初生婴儿和孕妇极高的死亡率,面对着中国人平均寿命只有30岁左右,和面对着中医对这些常见疾病束手无策不作为和荒诞迷信不科学,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站起来反对中医。

       其实开始是中医首先在嘲笑谩骂抵制西医的——清朝末年,外国人开始来华兴办医疗机构,迅速地在中华大地蔓延开来。这对于那些不肯学习,不愿学习,或没有能力学习外来医术的中医生来说,无异于“抢饭碗的强盗”来了。然而,尽管中医生那样恶毒地骂别人强盗,但“强盗”开的医院却总是门庭若市。先是中国的达官贵人优先选择“穿白大褂的洋医生”看病。后来,就连普通老百姓也优先选择洋医生看病了。中医的无能和西医的强势是有目共睹的。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学者们便开始起来探讨中国的医学向何处去的问题。这就引爆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医存废之争。这场争论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延续到了清朝灭亡。

       近代中国主张废除中医的起始人,当推清末国学大师俞樾。1879年,俞樾发表《废医论》,之后又发表《医药说》,提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明确地提出了废除中医的主张。俞樾思想的影响逐渐扩大。1900年前后,思想界已出现否定五行说的思潮。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清朝末年的中医存废之争完全不涉及国家利益。中国本土的医生是私人性质的,外来的医疗机构也是私人性质的。从皇亲国戚到平民百姓,都有选择自己所喜欢和信任的医术的自由。你觉得西医好,你可以选择看西医;你觉得中医好,你也可以选择看中医。在政府官员中,李鸿章既看西医,也看中医。曾国藩则“决意不看中医”。尽管他们都是政府的股肱人物,但是,他们的偏好并不影响国家的医疗政策。当时的中国政府没有设立卫生部,医生的开业和执业享有充分的自由。所以,医生的“饭碗问题”完全不需要李鸿章和曾国藩们去操心。由之,当时的中医存废之争,既不影响政府的中医政策,也不妨碍中医生们的开业,当然也不存在患者看病是不是可以报销,报销额度有多大的问题。

       到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改变旧传统、旧文化的队伍逐渐增大。当时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如余云岫、陈独秀、孙中山、胡适、梁启超、严复、丁文江、胡适、鲁迅等都有这方面的言论。其中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的“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一句最为著名。

       1912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中国成立了中国科学社。从那以后,中国人开始探索自己的科学教育问题。于是,大学该不该开中医课,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中医存废之争的基本内容。1914年,北洋政府教育部,理直气壮而且果断明确地拒绝了在大学开设中医课。当时的政府在教育部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上,通过并于随后颁布了《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该《法令》前后颁布两次(1912年11月和1913年1月),把“中医药”剔除教育学科,而是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1913年颁布的第二个《法令》依然没有中医。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1914年,当时的教育总长汪大燮主张废除中医中药,取缔中医教育。接着,江西省政府颁布了取缔中医章程32条,与汪呼应。

       1923年,国民政府通过了“取缔中医实施细则”。1925年,国民政府又颁布了“禁止中医进大学”的法令。由此可见,中医药不许进大学是当时的中央政府一贯坚持的政策。

       不过,在那个时候,中医教育的主流是师徒传承模式。全社会也不存在“学生就业”“教师评职称”“医生考行医执照”等问题。由之,中医界对大学该不该开中医课也很想得通。大学不开中医药课程,想学医的照样可以学医,想行医的照样可以行医。读者不难看出,这两次中医存废之争都没有形成太大的利害冲突。是故,也就没有导致任何社会振荡。

       到了1928年,国联(联合国的前身)的官员来中国考察,发现偌大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居然还没有卫生部。于是,强烈要求中国政府成立一个负责全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机构。就这样,中国才首次有了卫生部(当时叫全国卫生委员会)。这个机构一成立,首先碰到的问题是“谁是医生”。给那些开中医单子的,推拿按摩的,拔火罐的,放血的,刮痧的,烧香划水的“中医生”颁发行医执照行不行?有人估算过,如果给这些人发行医执照,中国人口的70%都将是医生!

       1929年,首届全国卫生委员会的委员们齐聚南京开会,特别涉及了这个“医生资格问题”。出席全国卫生会议的委员一致认为,医生需要一定的医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知识。中医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因此,中医生不够医生资格。国家应该逐步废止中医,而不应该盲目地认同中医生行医。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会上讨论了四项关于“废止中医”的提案,最后通过了余云岫(曾留学日本学习西医的余云岫,是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他提出“废止中医案”的四点理由是:1中医理论皆属荒唐怪诞;2中医脉法出于纬候之学,自欺欺人;3中医无能预防疫疬;4中医病原学说阻遏科学化。)等人提出的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禁止开办中医学校和中医医院,停止中医个体行医。

       但是,中国人口众多,当时的西医生人数太少,中医生遍地都是,单靠西医生承担不了全国的医疗卫生职责。鉴于此,余云岫先生提出一个方案,建议只给当年已经年满20岁的中医生颁发行医资格证书,今后不再发。以这种方式,花40年左右的时间,在中国彻底废除中医。这个方案不但涉及中医生的自尊心和饭碗问题,而且还涉及中医生们的“传宗接代”问题。不过遭到了顽固旧势力的反对和批评。主张废止中医的余云岫、汪企张等,纷纷在各大报刊上发表针锋相对的文章,回应中医界的批评。1934年傅斯年的《所谓“国医”》和《再论所谓“国医”》的发表,建议取消“所谓国医”。在舆论上掀起了一场激烈的存废中医之争,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中医存废之争”。

       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才趋于平和。从那以后,国民政府内忧外患,相应地,“医生资格问题”也不了了之。

       1946年国民党教育部取缔仅剩的两所中医学校。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了。国民政府没有解决的中医问题,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头上。于是,在1950年8月全国第一次卫生工作会议上,新中国的医生们继续讨论了“中医存废问题”。余云岫在1950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中,提出了名为“改造旧医实施步骤”的草案主张废医存药,废除中医理论中的阴阳、五行、藏象和四诊八纲。当时的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王斌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同时设立了中医进修学校,让中医去学习西医,学习解剖学,并宣布停止中医带徒,实现中医逐步消亡。并引起废存双方新的争论,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的第四次中医存废之争。争论的结果,形成了一个共识,叫做“西医中国化,中医科学化”。同时,“中西医结合”的说法开始兴起,1955年中央确定中西医结合,创建新医学的方针,同时,医学界提出一个口号:“中西医结合”和“中医药现代化”,与之相配套的措施,包括引导中医生自我进步,和对长期累积起来的医疗陋习进行整顿。应该说,这些共识和措施是正确的。可是,相关的政策和措施实行还不到3年,就实行不下去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毛泽东曾经提出过“两个合作”的设想。朝鲜战争一爆发,首先使“两个合作”当中的“与爱好和平的资本主义国家合作”进行不下去了。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合作”也进行不下去了。事实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一直在封闭状态下生存。无论是医,还是药,都没有得到半点国际援助。更要命的还在于,国内政治环境也极度恶化了。从旧社会过来的医生,不是“具有帝国主义背景”,就是地主资产阶级出生。由之,“西医中国化”和“中医科学化”的基本力量都丧失殆尽了。

       在国际上孤立无援,国内极端缺医少药的背景下,毛泽东丢掉了他1949年关于“中医是旧医,西医是新医,新事物必然代替旧事物”的讲话精神,彻底中断了“西医中国化”和“中医科学化”的进程,并为此撤销了两位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老资格的卫生部副部长(王斌和贺诚)的职务。不仅如此,在“三大改造”运动中,毛泽东还以“解放中医”的名义,把中医全面纳入了国家医疗体制。

       从此,中医也同全国人民一道,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中医药所面临的困境只不过是由显性转成了隐性。中医问题演变成了政治问题。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医问题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讨论,更不可能得到任何形式的批判。由之,中医当中固有的思想和方法上的陋习,被当成“传统”而延续下来了。原来已经被批得体无完肤的中医理论和方法,被全面地掩盖下去了。

       不过在大陆之外,双方的争论一直存在。1961年台湾的李敖发表过两篇关于废除中医的文章之外,

       改革开放以后,中医这些累积起来的社会问题日益暴露出来了。比如在中央政府的倡导下,进行了全国规模的创办中医药高等教育。它使中医当中许多不正确的东西被粉饰成了科学进入了科学的殿堂。为我国累积了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还在新形势下滋生了一些新的不良习气。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无所顾忌地蔑视科学,蔑视进步,热衷于自吹自擂,从而严重败坏了我国医学界的学风和医德,于是便有人起来重新反思中医问题。

       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张功耀、方舟子和何祚庥司、马南、王澄等为首的一批新一代的有识之士,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毅然决然地冲破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以维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崇高责任,自发地将一个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医问题再次提出来了。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第五次中医存废之争。在2006年掀起了新一轮的废除中医风波。指出“中医本是一门原始的医学,其理论体系数干年不变,充满神秘感,具有浓厚的唯心和迷信色彩,运用的是传统思辩,其主要概念如阴阳、五行、道、气、脏象、升降沉浮、虚实寒热等都带有主体的思辩色彩,既玄奥又模糊,和其它民族的传统医学一样不能真正有效地治病。别的民族的传统医学早就被现代医学取而代之了。然而在中国这一历史过程却遭到来自封建卫道士们的强烈抵抗,以至于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医仍然保留官方正统医学的地位。大多数国人对此居然心安理得。这种荒唐在世界各国是绝无仅有的。国人的盲目和糊涂堪称世界各民族之最。 ”同时提出“中医是伪科学”“告别中医药”中医理论“虚玄”、“落后”,不符合科学如同一声惊雷炸响了对中医现状已经麻木的医学界。

       回溯以往不难发现,中医存废之争所涉及的利益关系是逐步加强的。毫无疑问,目前还在进行的第五次中医存废之争,所涉及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个人利益,最为尖锐,也最为复杂,牵涉面也最广。其所以如此,都是我国50年代那一次医疗体制建构累积并遗留下来的后遗症。

       首先是政治困难。医学问题本是一个科学问题。按理,对任何科学问题的讨论都应该是无禁区的。可是,中医问题在1951年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从那以后,我国进行了四十多年包括“批判自然科学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内的多次政治运动。人们对于涉及政治问题的所有讨论都心存余悸。虽然我国进行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但是,要使中医问题冲破政治的束缚,让中医问题的讨论回归科学的轨道,依然需要广大的学者、政治家、新闻工作者、法律专家发挥自己的政治智慧。

       其次,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利益链关系中医进入国家医疗体系半个多世纪以来,累积性地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高度致密的利益链关系。

     (1)政府与中医之间的利益链关系。

       解放初期把中医它纳入国家医疗体系,这个体制建构不免没有问题,但是,中医只要在我国的国家医疗体系当中存在一天,政府就有义务扶持它一天。这对于政府来说,是一个不小负担。显然,如果我国不在50年代把中医中药纳入国家医疗体制,这样的利益链关系就不存在。中央政府要处理中医问题就没有现在这样困难了。

     (2)政府兴办中医药高等教育形成的利益链

       政府兴办中医药高等教育,是我国教育史上的最大的遗憾!这样的教育一办起来,不但破坏了我国的教育风气,它使伪科学、迷信和神秘主义堂而皇之地进入了科学的殿堂,而且更严重地是构筑了本来不存在的与中医药高等教育相关的社会利益链。

       中医药大学的老师要评职称,要分房子,要拿奖金,还要搞所谓的“科研”。中医药大学的学生要学知识,要就业,就业之后还希望享受与其他人同等的待遇。可是,中医药大学所传授的东西走不出校园一步!中医药大学要求学生背“汤头歌”“药性赋”“十四经穴歌”“玉龙歌”“百证赋”“濒湖脉诀”。这些东西,拿在中医药大学校园内,大约可以作为学生必修的经典著作。可是,一旦走出校园,这些文化垃圾绝对一钱不值。于是,麻烦来了。中医药大学学生就靠着这些文化垃圾拿文凭。中医药大学的教授也凭着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把这些垃圾解释成“字字珠玑”混饭吃。用中医药大学某些老师的话说,中医药大学和其它大学属于“两个科学体系”。中医药大学学的是“东方科学”,其它大学学的是“西方科学”。可是,最尖锐的问题是,中医药大学自我标榜的“东方科学”只能在中医药大学校园里边让中医药大学的学生们孤芳自赏。“西方科学”才能走出校园,走向世界!在中央政府主导的大学合并潮中,中医药大学只能“合并同类项”,没有任何从事“西方科学”教育的大学愿意与中医药大学合并。为什么会这样呢?最近,湘雅医学院的一位教授对张功耀一次谈话中说:“不用说合并,坦率地说,我们连开会都不愿意见到他们(指中医药大学的老师)。科学和伪科学之间根本就没有共同语言。怎么合并?!”

       状况就是如此!中医药大学是靠广大纳税人的钱办起来的。但是,中医药大学自我标榜的“东方科学”越来越与社会格格不入,已经是一个严酷的现实。这样的利益链关系是当前中医存废之争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尽管中医药大学越来越远离社会,但是,没有任何一所中医药大学敢于放弃眼前的利益,理直气壮地融入社会、融入世界变革的大潮之中,这就使得中医药大学成了“告别中医中药”的最大阻力!

     (3)大众媒体与中医之间的利益链关系

       翻开报纸,打开电视机,打开一个网页,迎面而来的都是些中医药广告。虽然没有详细统计,但是,肯定的是中医药广告占居全部大众媒体广告收入的很大份额。很明显,我国的大众媒体与中医药之间已经形成了不可告人的相互利用关系:大众媒体帮助中医药做虚假宣传,中医药给大众媒体提供广告赞助。这种相互利用关系极大地败坏了我国的社会风气。最近发生的“张悟本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纵观我国历史上发生的这五次中医存废之争,最艰难的是当前还在进行的这一次。张功耀说“虽然我们没有遭遇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但是,我们遭遇的打击和封锁,是以往四次中医存废之争所不曾有过的。北洋政府教育大员汪大燮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在大学开中医药课。国民政府可以拿出解决中医问题的40年愿景方案。鲁迅先生可以带头骂中医不过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傅斯年先生可以说,现在还讨论中医问题,简直让他吐血。余云岫先生可以三次出版他的《余氏医论》(最后一版出版于1951年)。新中国也可以制定出西医中国化,中医科学化的远景规划。可是,当历史到了今天,中医问题居然变得如此敏感了。医学问题人命关天。它本应该比其它科学获得更多的自由讨论。生命的安全与健康是无人可以逃避医学问题。可是,恰恰这个人命关天的科学领域,在我国却成了不可越雷池一步的'学术禁区'。倒是那些低级趣味的'养生之道'可以在报纸、杂志和电视媒体上大行其道。”

       但是,这第五次中医存废之争,虽然还可能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是,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医药问题,毕竟被重新提出来了。俗话说,“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一半”。我们期待着一切都会向好的方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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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这家伙很赖,连签名都懒得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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